郑永刚：企业家的天职只有一个｜40年40人·浙商口述史

　　近日，《浙商》记者见了两次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郑永刚，都是在上海陆家嘴世纪金融中心的杉杉总部。他谈到了他三十多年经营企业的心得，很值得企业经营者参考。

　　郑永刚1958年出生于宁波鄞县的农民之家，从27岁当上鄞县棉纺厂长算起，他至今做企业已经做了33年了。为此，他常以“职业企业家”自称。

　　郑永刚的企业经营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杉杉西服，从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到中国服装行业第一股，用了8年;第二阶段是锂电池材料，从买下国家级科研机构到全球规模第一，用了18年;第三个阶段是以奥特莱斯综合体、健康医疗、旅游休闲等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经营，正是现在进行时。自2002年起，杉杉控股连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，2017年公司总营收达420亿元。

　　听郑永刚的心得分享，记者感受最深的是他说的两点：一是比起“做强做大”，企业家更应追求“做精做久”;二是适者生存，企业家改变不了形势，就改变自己，经济下行时尤其如此。

　　以下为郑永刚自述：

　　”

　　我从20多岁到今年60岁，经营企业33年，是一名“职业企业家”。我对政治荣誉不太感兴趣，对功利远离。我认为，企业家的天职只有一个：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，在中国做到行业前三，在全球拥有技术、市场、产品、管理等任何一方面的特色，赢得同行尊重。企业家的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，依法纳税，提供就业。

　　很多人叫我“常青树”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道，如今企业还健在。“健在”二字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企业都有生命周期，跟我同时期起来的企业家，现在还在做企业的寥寥无几。因为做企业一根筋、对企业的理解有独特之处，我们才得以“健在”。

　　做企业，不该追求“做强做大”，不可以膨胀，不可以欺骗自己，而应该追求“做精做久”。做精，就是把有核心竞争力的往深里做，哪怕做一根针，这根针全世界只有你能做，你也很光荣，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;做久，就是能经受时间的考验，企业家绝大多数是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，眼睁睁看着年轻的企业消失，如果我郑永刚的生命周期结束了，但杉杉企业还在，就是成功。

　　做企业就是做人，人品决定了你的长久性。你站在风口上，可能一下子会被吹到天上去，但如果没有品质、诚信，那么风光的时间一定很短。

　　这些，就是我三十多年来做企业最大的体会。

　　做西服，做到全国第一

　　1985年，我从县外贸部门被派到鄞县棉纺厂当厂长，在非常艰难的境地下干了三年，每年都成为纺织部先进生产者。因为业绩突出，1989年5月23日，我被调到国企甬港服装厂(杉杉前身)当厂长。

　　甬港服装厂是一家资不抵债的企业，当时是行业倒数第一，连续三年更换三任厂长。我用了三年时间，做到品牌、规模、效益行业第一，并参与全行业的发展战略的制定。

　　为什么别人做要倒闭，而你三年能做到全国服装行业第一?道理很简单，就是专注。我接手后，没有任何杂念，只是充满激情，一根筋地做企业。我不是做服装出身，对服装不了解，那时都是太太给我买什么就穿什么。为了学习，我在国内从广东跑到内蒙，到各个市场去学习。每年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，参加法国、意大利、纽约时装周，学习品牌和时尚。

　　真正的企业家不会在乎外在的东西。1996年，我腰椎尖盘突出，在家养伤。那时我住的房子76.8平方米，在宁波丹凤新村19栋301。当时宁波市的一位领导来看我，到我家门口后又转身走了，他不相信这么大的老板住那么小的房子。他再给我打电话问，我说没错就是这里。他走进来，问郑总你怎么不住大点的房子?我说这房子很好啊，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，有现在的条件已经很满足了。

　　1989年我刚到甬港服装厂的时候，这家企业虽说是国企，但银行不可能贷款给你，因为你是负资产，没有信用了。我去找银行行长，给人家递烟，人家都不接。行长用宁波话讲：“给你贷款，就像在老江桥上往水里丢石头，丢下去就没了。”

　　的确，当时厂里效益不好，一年只能开工八九个月，停工时，1000多个工人都闲着，女工织毛衣，男工打扑克。因为工厂全部做OEM代工，有订单时忙一阵，没订单就停工。我仔细看，发现设备是没问题的，因为这个厂是部属企业，1980年国家要发展纺织，把仅有的一点外汇给了纺织行业，给宁波甬港和内蒙呼和浩特的另一个厂买了世界先进设备。但设备好没用，我们的产品有问题，当时中国做西装技术不足，面料是用浆糊粘起来的，裁缝师傅把西装裁出来，像盔甲一样。产品不被接受，工厂没钱赚，恶性循环，工资都发不出来。

　　我是怎么突破的?我去找上海第二毛纺织厂厂长万德明，当时“二毛”有一批出口欧洲和日本的面料和辅料，存在库房里，时间久了会坏掉。我就去找他谈合作，想办法借来面料和针线纽扣这些辅料。又跟我太太借了3000元去买煤，把工厂锅炉捅开，开始生产。然后，我去请上海新世界时装公司的经理来宁波，去看工厂热火朝天生产的状况，并拿库房的面料和辅料做抵押，向他借了3万元。

　　这3万元，我没用来发工资，而是拿到中央电视台打广告，“杉杉西服，不要太潇洒”。过去因为从没有服装企业在中央台打过广告，所以一炮而红。生产出的西装没有在浙江卖，全给上海，要占有至高点。

　　我们生产的西装“薄、轻、柔、挺”，为了证明效果，就在上海商场的门口放几台洗衣机，把西装丢进去洗，现场晾干，果然笔挺。买的人很多，队伍排得很长，供不应求。一开始一套西装卖120元，我让人去物价局，查了没有这项限制，就很快加价到240元一套，还是不够卖，价格再翻倍。那时做西装，利润率比现在做房地产利润都高。当时杉杉西服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7.3%。

　　说到底，做服装，我干的就是一件事——将原来的生产型工厂改变成经营型的企业，用一定的经营理念去做企业。同一个市场，别人做生产，我做经营;别人做代工制造，我创建品牌。维度不一样，结果自然不一样。

　　不过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，国际奢侈品牌纷纷进来，我深刻地认识到，杉杉西服品质做得好并不意味着企业能做大。所以1997年，中国服装产业最火的时候，我预感到这个行业到顶了，要找到下一个具有爆发性增长空间的产业。

　　锂离子电池材料做到世界第一

　　决定转型后，我来到上海寻找新机会。做房地产我不适合，因为求人的事我不会干。从20多岁起，我就要求自己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要有尊严的，如果做房地产，哪有那么多尊严。

　　1999年前后，我已经思考了两年的转型，偶然间，我接触到一项技术——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生产技术。当时，中国的负极材料只是鞍山热能研究所承担的一项国家863课题，离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距离。我不是科学家，不懂技术，但我能嗅到这是将来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我决定，将鞍山热能院的人和技术都收购进来。身边的人都说我疯了，可是企业家本来就不是常人，企业家看的是未来。

　　我们决定先投资8000万元，把锂电池负极材料生产技术从实验室里产业化出来，这就是当时杉杉第一次通过投资转型的产品。

　　我们第一代出厂的产品是37万元/吨，而当时日本进口的材料要72万元/吨，我们把价格降低了近一半。到今年，我们的第六代负极材料只要5万元/吨。我相信再有三年的技术创新，性价比会比现在更高，价格能降到3万元/吨。这样，汽车动力电池的价格会比汽油更便宜，新能源汽车革命将有我们的贡献。

　　发展锂电材料过程中，我们既委屈又辛苦，因为我们坚持了高端的技术路线。2010年起，市场上出现大量水货，品质差、价格便宜，我们一直在亏损。如果我们当时做水货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也能赚钱，但是我们坚持了高端路线，到了第六年才微利。当时我们内部自己就有点耐不住，开始有分歧。当时我们准备跟别人合作，实际上是要卖掉，但最终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是“卖不掉又烂在手里”，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

　　如今，从负极材料起步，经过19年的努力拼搏和奋斗，我们在锂离子电池正极、负极、电解液材料领域里，已做到规模世界第一。

　　目前，我们仍在加大锂电池材料的布局，重点是建设两个10万吨基地项目。一个是位于内蒙古包头的10万吨负极材料基地，一个是位于湖南长沙的10万吨正极材料基地。这两个基地在2018年上半年都已开工建设并陆续投入生产。随着产能的逐渐释放，杉杉在这两大材料上的规模和技术竞争力将更加突出。

　　我们为什么能达到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?因为我们重视人才，只要是全球发现一个这方面的人才，不管他是德国人、日本人、美国人，只要发现，我们就去聘请，不惜代价，哪怕聘不了，也让他做技术顾问，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升级。高新技术的产业，一旦出现了别的新的技术，那么你就没有价值了，所以研发人才、不断创新的技术是这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我们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电池材料，现在开始在充电桩、电池Pack(组合系统)、电容器、电动汽车、储能电池等整个产业链上进行布局，通过这样一个综合的发展，来提升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。

　　杉杉的新能源板块，装在上市公司“杉杉股份”里，而杉杉服装则是另一家上市公司“杉杉品牌”。杉杉新能源业务开始是以服装赚的钱养着，后来进入正轨了，外界也认可了杉杉新能源的实力，当我们需要钱时，释放一些股权就行。现在，集团实业部分，新能源的收入占70%-80%，而服装仅约10%。做实业就是不断投入和产出，永远没有太多利润，但永远有资本和规模。

　　肯定是要儿子接班的

　　任何产业都有周期性规律，杉杉服装产业已经走过了它的周期，锂电材料产业从孵化至现在，经历了20年的爬坡，现在才到舒服的时候，但这样一个高峰期可能也只有8-10年，接下来依然是下坡路。行业好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准备下一个周期了，当旧的产业衰退，新的产业已经起来了。

　　如果既不转型也不升级，那等待你的就是淘汰。企业的周期就是这么残酷。但至少我还被认可，并且还有激情去创造财富和价值。

　　我们赚了钱不分红，堆着，因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，资本不可以分散，否则就会丧失机会。比如我们最开始做高科技时，如果把在服装上赚的钱都分掉，就支撑不起科技板块。我们几个股东都与我一样，都认同这一点，谁家需要钱时就拿一点，就像宁波人“摇会”一样。比如我们一年纳了27亿元税，利润却只分出不到1亿元。如果把企业掏空的话，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就无法安然度过。

　　我正在培养儿子接班。儿子从小在上海长大，现在在公司任总裁，就是学习接班。我在员工大会上公开讲，公司肯定是要儿子接班的。我很传统，就是个农民，我的理念是：儿子生在我家，就该他继承。我儿子现在28岁，你若见到他，就能看到他不是有钱人家出生的模样。在他三岁起我就告诉他，我是我你是你，我只有义务保证你基本生活。他高三时我送他去英国留学，不买车不买房，平时出行都乘地铁，我去英国时，地铁夏天很热，但我也跟着他一起乘地铁。长期这样下来，儿子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价值观。

　　许多浙商说我儿子让他们羡慕，因为的确很难做到这样，很多企业家家里有飞机、别墅，却要培养孩子的吃苦精神，很不容易。

　　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了40年，我期待，未来国家不断加大开放力度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不断支持科技创新，提升法治建设。

　　今年，民营企业很困难，浙江有些企业尤其困难。民企现在应该控制自己的投资冲动，降杠杆，没有竞争力的时候就要做减法。我们都是从艰难环境过来的，现在也要去适应新的环境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改变不了这个时代、改变不了别人，只能改变你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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